从1951年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到1976年周总理与世长辞的25年期间,我有幸多次当面聆听周总理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对我个人的亲切教诲。在此,追述一些重要事情的梗概,表达我深切缅怀周总理的心情。
周总理十分关注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9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同西藏的其他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央进藏工作的领导人员,西藏各方面在北京的代表人物组成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1956年4月,在拉萨举行了隆重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西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拖了9年之久。在此期间,周总理为促成西藏自治区早日成立,做了许多工作。他每次和我谈话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问题。1957年8月,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期间,周总理和我个别谈话时指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目的是给西藏人民树立一个希望中心。已经做起来的工作应当好好审查一下,可能做的一定要做好。周总理还指出,自治区的区域范围,以前后藏加昌都地区这个范围很合适。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后,周总理于3月28日发布国务院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撤销了18名叛国叛乱分子的筹委会委员及其它一切职务,任命了16名新的筹委会委员。经过改组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为西藏地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体,为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奠定了基础。1959年4、5月间,周总理在给第十世班禅大师、帕巴拉·格列朗杰和我谈话时指出,西藏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过平叛改革,人民的觉悟迅速提高,要求成立自治区,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愿望日趋强烈。自治区筹委会应积极做好各项筹备工作,把西藏自治区早些成立起来。1965年2月,周总理在与我和帕巴拉·格列朗杰谈话时指出,你们要把成立自治区的工作好好抓一下,过去达赖喇嘛没有搞这件事。现在情况变了,人民群众得到翻身解放,你们再不把这件事办好,人民群众会有意见,不满意。你们有责任把这件事办好。此后经过几个月的具体工作,自治区筹委会于1965年7月24日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8月23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58次会议,讨论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于1965年9月1日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相应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于8月25日举行的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议案。据此,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5年9月1日至9日在拉萨隆重举行,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宣告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周总理长期关注的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周总理及时有力地揭穿内外敌对分子策动“西藏独立”,搞乱西藏,分裂祖国的阴谋,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稳定,建立了卓越功绩。1956年11月下旬,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应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去印度参加纪念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法会后在印度各地朝佛参观。流亡国外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同一些外国间谍、特务、反华分子串通一起,大肆进行“西藏独立”活动。他们给达赖喇嘛灌输“独立”思想,对随行官员利诱策反,对我进行威胁、孤立。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动摇,甚至有了留在印度的意向;随行官员思想混乱了,少数人公开与分裂分子合流,许多人同情分裂活动。形势十分严峻。就在这时,周总理在访问印度的繁忙活动中挤出时间,同达赖喇嘛个别谈话三次,接见随行官员,同我们领导小组几个负责人谈话。周总理指出,根本问题是改革问题,中央历来的想法是西藏的改革完全由西藏人民和西藏的领导人来决定。如何改,还要商量。现在可以肯定地讲,六年不改,也不谈改革,谈了反而引起误会。拉萨有人想搞叛乱,想利用达赖喇嘛不在拉萨的机会搞起叛乱,使达赖喇嘛回去不好处理。我们一定不能允许他们得逞。如果闹出乱子,为保卫人民利益,解放军一定要将叛乱平息下去。有人想搞“独立”,这是叛国行为,我们决不允许。在印度搞“西藏独立”,尼赫鲁也不允许。我们随行官员领导小组的几个负责人一致认为周总理的话很诚恳又很实在,使大家的头脑清醒了,决定同分裂主义分子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斗争使他们不得不保证不再制造麻烦,不阻拦达赖喇嘛回西藏。在那场严峻斗争中之所以能够挫败分裂分子们的阴谋,澄清随行官员中的混乱思想,促使达赖喇嘛下决心返回西藏,周总理的谈话起了决定作用。
周总理对我个人的关心爱护和谆谆教诲,更使我终生难忘。这里只列举几件事。一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要我交待问题,我开始受到冲击。9月27日,西藏军区负责同志通知我说,接到周总理的电话,第二天中央派专机来接我和爱人才旦卓噶去北京,要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到达北京后,接机人员把我们直接送到北京饭店二楼的一个大套房间里,说是按周总理的指示安排的。当时和我住在同一层楼的还有赛福鼎、朱德海和辽宁省委书记,都是按周总理指示保护起来的。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周总理保护,在那个岁月里我们的命运如何,真是不堪设想。二是1969年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西藏的一些领导同志同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们来北京开会,讨论革委会负责人的安排等问题。周总理指示要安排我为革委会副主任,要我去参加会议,并指派专人在会场了解情况。三是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周总理带病向人大会议做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时他已经不可能找我谈话了。可是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在病床上打电话给我,问我的身体怎么样,西藏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李先念副总理谈一谈,并且要我抽时间去看看班禅,做些工作,帮助他进步。我听着总理的话,忍不住要流泪,只好用哽咽的声音告诉他,我身体很好,西藏情况也好,请他放心,请他保重,祝他早日康复。这次电话谈话,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周总理的声音,是周总理对我的最后一次关怀。我深深体会到周总理对我的关怀教育,是同他对西藏工作,对西藏人民的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